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那么这原因何在呢？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什么又是矫情？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2．《青云谱随想》
徐渭诸人的“狂”和后来“扬州八怪”的“怪”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特有的。鲁迅先生曾谈到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大抵并非出于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乃恰恰是出于对儒家礼教被当权者虚伪利用而导致的名存实毁的现状的愤懑。像“狂”与“怪”的文人究竟是欲反叛主流统治的文化还是变相的守护文化“真义”而仅针对当权者呢？倘若“狂”与“怪”之士果真超越了传统儒、道、释文化，则他们所藉靠的精神资源是什么？还是走向了更为肤浅颓废的虚无主义？在我看来，这些“狂”“怪”之士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大地飞天一样，仅仅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他们的无力被掩饰起来了，其实“狂”“怪”们并未真正超越甚至割断他们表示憎恶、鄙夷、轻蔑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何尝不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子？而且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资质而更深的植入。“狂”“怪”们走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就像如来手掌心的孙大圣，到头来反而因其独异、新奇的个性和渊博的学养而被传统文化掩埋得更深，最终却可能熔炼成了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们反复玩味、擦拭，然后借以大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狂”“怪”们是在轮回里寻找精神突围，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又走了回来。对于一个没有神也没有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围只能是又一次的“以自我为义”的自以为是。
15．《寂寞天柱山》
“山水化了的宗教”既不是山水也非宗教，它只是“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的文化而已。天柱山有这有那，但还远远不够作中国文人的“家”。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家，圣经是**徒的家，天柱山？说到底，它的“宗教、美景、诗文”不过是构成了一个很好玩的旅游景区而已。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2．《庙宇》
女人被置于权利的最底层，几近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又多无文化，于是便听天由命，投在了“念佛”这一格外“殊胜”的“方便法门”下。靠着念佛声，却只能因此在乡间帮助树立起更多的牌坊来，而不是拆毁牌坊。这就是“念佛法门”在中国的效用。
23．《夜航船》
作者是想说这夜航船乃精神文化的航船，但积淀了几百上千年的文化，到头来却“我说这笃笃声是航船，她（母亲）说这笃笃声是木鱼”，“木鱼”的确“笃笃的”而一成不变、永远平和的慢慢敲下去，这正是中国文化的音律节拍，任凭国学家和遗少们凑成了几大堆光彩夺目的形容词、修饰语美化之，都不如这一个词来得准确恰当、惟妙惟肖：木鱼。
24．《吴江船》
年轻学生的人格、心理和行为被过分的简化和美化了，诗意岂能以篡改自然的人性为依托来书写？男生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又是在一个极端禁欲的年代里，对异性朦胧的好感、压抑的冲动甚至隐蔽的欲念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何必画蛇添足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刻意叙述说他们“毫无邪念”的睁大双眼？而什么又是作者所谓的“邪念”呢？多道学的“邪”字啊！之后男生们在女宿舍门口挖“友谊井”，分明就是性本能的一次集体无意识的变相表现，是异性之间特殊的“示好”替代品，作者完全可以像韩少功在《马桥词典》里所做的那样，直面率真而火热的欲望，同时反衬出那时代扭曲人性、打压人欲的荒谬可悲，但作者却一面用他脱离了真实状况的“美学”视角虚伪的勾画着男生的“毫无邪念”，另一方面却别有意味的写男卫生员给那个“文革”遭难的女生“做人工呼吸”“折腾了一会毫无效果”这种恶俗情节，就像女主角洗澡的时候一定会有男配角“不小心”闯进来看到的情节一样恶俗老套，更荒诞的，明明只是要“给心脏注射强心针”，而之后的描写却竟然是“她的衣杉被撕开了，**裸的仰卧在岸草之间。月光把她照得浑身银白，她真正成了太湖的女儿”一个年轻女孩在疯狂的世界里所遭受的巨大悲剧和生命劫难就在这种充满了意*目光的“唯美”视野中被消解干净，最后只剩了宋朝词人写给小红姑娘坐船远去的诗在回荡，你侬我侬，尸体的死味和悲恸被彻底断送和遗忘。。。。。这难道就是作者对待“文革”活生生惨烈灾难的态度？！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4．《三十年的重量》
曾经仰慕以为高大而伟岸的长辈老师若干年后却被自己带着施舍般可疑的悲悯目光俯视，并且变现成了貌似感慨命运无常却实则是在某种自得的深隐心理驱动下揣摩掂量着别人的暗疮，虚弱的喟叹声掩饰不住欲在对比中满足虚荣的潜意识。
曾经的“仰慕”是否真的仅仅是仰慕而非“出乎意料”的获奖后产生的虚荣心与感激提拔心理的结合品？一个孩子他对那位他之前从不知晓但现在却号称“仰慕”“崇拜”的老师能了解多少？倘若没有光灿灿的奖，会有这一系列的情感与心理的化学反应、物理变动吗？曾经的影子其实是假的，那些溢美之辞同样建筑在自我膨胀的幻象里，然而几十年后的身影就“真实”了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对于一个把无论是人是物，是山水亦或事件，都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为我注脚的作者来说，这世界何劳庄禅般若的消解？本来就从未存在过深究真实的诚意。
35．《漂泊者们》
漂泊者是否都如垂死者拼命抓牢救命稻草一般顾念着早已离去远逝的精神故乡？漂泊者又如何确信自己的旅程不再是新生的行脚而重返故乡会不让自己陷入更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漂泊，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还是意志坚强凭着信心开始的？希望不是因为有可料定和可见得着的目标才出现的，希望是在前程一片虚无中才迸射出的心地之光，于无所希望的希望中行路，才真得救。中国的老人大都沉浸在用旧袋装新酒的双重麻醉和快慰中不愿睁眼，结果酒与袋都得不着，他们老了，死了，就是一堆供人凭吊、抒情的朽骨，他们永远也无法体验《老人与海》中那个生命如**般始终竖起、坚忍、炽烈、无法击败的老人的魂灵，他的信念带着他伸开双臂拥抱一切困境，慢慢走向新的精神彼岸，他死时，是一种救赎式的涅盘。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军人、**、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散文常须写景。写景难，难就难在一方面要写得逼真如画，达到“写景需曲肖此景”（清·施补华《岘佣说诗》的境地；另一方面，又不能写得太实在，太实在了则成呆板，神韵全无。应力求情景交融，意境深远，给人以更多的启迪。
《西湖漫笔》系当代作家宗璞写于1961年的名篇。古来写西湖的名家圣手何止千万！此文又有什么特点呢？细细读来，使人感觉到文章主要描述了两个字——“绿”和“变”。显然写“绿”是为了衬托写“变”，写“变”才是表达中心；没有“绿”的描写，“变”就成了空中楼阁，而没有“变”的点化，则“绿”也就成了过眼浮云。所以，如果说写“绿”是绘景的话，那写“变”才是所要寓喻的深意，作者高明就高明在对绿的描写不只是写它的色相，而是展现它的神韵，写出它是生命的颜色，是茁壮的生命力。
“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只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得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得发蓝，浅极了，亮极了。”
漫步苏堤，两边都是湖水，远水如烟，近水着了微雨，泛起一层银灰的颜色。走着走着，忽见路旁的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那样鲜嫩，那样可爱，使得绿荫荫的苏堤更加绿了几分。
在花港观鱼，看到了又一种绿。那是满池的新荷，圆圆的绿叶，或亭亭立于水上，或宛转靠在水面，只觉得一种蓬勃的生机跳跃满地。……叶面上的水珠儿滴溜溜滚着，简直好像满池荷叶都要裙袂飞扬。翩然起舞了。”……
无疑，所述都是写景，但不论是详写还是略写，文章都表现出把深意寓于胜景之中的特点，前者只是着意描写了这几处的树、苔、荷叶，后者也仅仅是简略的从自己的感受上写了所见绿意的不同，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最终推出：“变得快，变得好，变得神奇”的赞叹！
古人曰：“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今以《西湖漫笔》观之，确实如此。
今天，我看了余秋雨的“西湖梦”。
西湖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唐宋时代就有很多大文豪、大诗人，比如白居易、苏东坡等人都游览过西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西湖。西湖最有名的景点是“白堤”和“苏堤”，他们分别是白居易和苏东坡修的，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帮百姓除害。在西湖也有一些历史故事，苏小小和白娘娘，都不是正常人，但她们都希望变成正常人，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觉得，过平凡的生活，才是最有意义的生活，比如，可以自由自在玩耍，可以快快乐乐的学习……
《文化苦旅》的对比艺术赏析
余秋雨先生作为文化学者、散文作家，他把学者的渊博与作家的才华融于一炉，让情感挟裹着独到的见识在“人文山水”间遨游，使哲理感悟充满了睿智的光芒。因此，他的《文化苦旅》也便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特有的风景。翻开书本，扑面而来的是那浓郁芳馥的文化氛围，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批判的眼光，感悟大千世界，认识人类自身，从而使作品显示出非凡的魅力。而对比艺术的运用，不能不说是起到了强有力的推波助澜、烘托渲染的作用。
一、对比手法的运用，显示了作家机智的文化感悟。
散文是抒情艺术，不能不与作者主体意识联系起来。它在表现客观世界的同时，更侧重于表现作者的‘自我’情感，主体精神世界。每一篇散文作品都是作者个性的张扬，学习、精神、情操等最真实、最具体的展示。在《文化苦旅》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作家的足迹遍及祖国大地，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余秋雨先生主体精神的流露，对祖国山水超人的文化感悟，而这种流露和感悟又往往给人以启迪、震撼，使读者不得不佩服作家独到的见识。
这里以《都江堰》的第一部分为例。在这一部分里，作家把长城和都江堰进行了美轮美奂地对比。对比之前，余秋雨匠心独运，不仅没有贬低长城，反而把长城歌颂到了一个至高至上的境地。 “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长城，已不能从地域上来界定了，它不只属于中国，它是世界文明的象征。说长城“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古老的长城，还是历史的见证。中华民族所有的屈辱与苦难、成就与辉煌，它都历历在目。没有了长城，到哪里去找这样公正刚直的巍巍证人。
先褒后比，难度增加了，但惟有这样跌宕回环的文势，才越能显示作家机敏的才华，独特的感悟和非凡的技巧。你看他不慌不忙地来一个“但是”，引出下文气势非凡地对比。
首先从时间上对比。“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这跟后文的“一查履历，长城还是它的后辈”遥相呼应。形象地印证了都江堰领先于长城。其次从规模上对比。“长城宏大”，都江堰“造福千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都江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两者比较，不相上下。第三从社会功用上对比。长城因“早已废弛”应该自叹弗如，而都江堰“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使“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又“沉着地”为“有了重大灾难”的我们民族提供庇护和濡养”惟其这样，“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都江堰，实实在在地是“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啊。功勋卓著、流芳千古的都江堰，岂是长城比得了的？最后从意义价值上对比。都江堰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是“灵动的生活”的文明，它“卑处一隅”“绝不炫耀、毫无所求”，有乡间母亲般的胸襟。哪像半是排场半是胆怯的长城摆出一副“僵硬的雕塑”的姿态，等着人们的修缮呢。都江堰，一个鲜活的流动的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精灵，长城，能比得了吗？
长城和都江堰都是我国两个著名的工程，本来毫无人气、灵气可言，但作家卓尔不群的文化感悟加上反复地对比，使得都江堰尽显了古老而又年轻的飒爽英姿、风流本色。
其实，《文化苦旅》中每篇精美散文都有这样的感悟，诸如《洞庭一湖》里的贬官文化，《莫高窟》圣洁、玄秘的底蕴，《贵州傩》里令人神往的傩祭傩戏等等，连人们司空见惯的夜雨在作家的笔下也显出了恢弘的蕴涵和无限的魅力。（见《文化苦旅·夜雨诗意》）
二对比手法的运用，显示了作家鲜明的情感体验。
读者看散文，除了能看到作家的文化感悟外，还可以透过作品看出作家的情感体验。书中这样的对比并不鲜见。《风雨天一阁》中藏书家范钦和其侄子范大澈的对比，范钦跟书法**丰坊的比较，就表露出余秋雨对范钦的发自肺腑的敬佩与惊叹；《西湖梦》里有一段围绕着生命主题美的对比，“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和白鹤，而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这儿流淌的是作家对三位古人由衷的赞美。《华语情结》中一个又一个叫得出姓名跟叫不出姓名的华裔后人的描写，也无一不是倾注着作家饱满真诚的挚爱和钦敬。
《道士塔》中，通过对比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更多的情感体验应该是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对祖国辉煌灿烂文化的被毁的切肤痛心。
我们还是把目光退回到1900年5月26日清晨。当看管莫高窟的王道士早起清除积沙，突然，他发现了满满实实一洞的宝物。当时中国的官员是如何对待这些绝世珍宝的呢？“王道士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稍稍掂出了分量。甘肃学台、金石学家的叶炽昌建议藩台把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当中国官员的客厅里“茶香缕缕”的时候， “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
珍藏的宝物，精明的外国人趋之若鹜，而中国官员全然不当一回事，没能形成一张最最基本的保护网。于是，“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一车队出发了。”“……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更可恨的是那该死的“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
强烈地对比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不仅是读者，只要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拍案而起，余秋雨先生写到这儿，当然愤慨了，激怒了，他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诺大的中国，竞存不下几卷**。”但事实已经发生，作家只得无奈地悲怆：“我好恨”。 “我好恨”，三个字单独成行，力透纸背。作家恨什么？恨王道士为了几块银元而拱手送宝，恨中国官员目光短浅，恨外国冒险家廉价掠夺我国珍藏，恨自己未能早生几百年……虽然恨的内容作家并没有直接写出，但作家鲜明的个体爱憎，读者是能透彻地体悟到的。这，就是对比艺术的效果。
《文化苦旅》读后感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处处都有值得人去思考的地方，如果说中国文化是太平洋的话，那么余秋雨就是一个航海家，而我也勉强算得上是他的小追随者。
一路上，余秋雨引领着我去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领略着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深思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他的探索之旅不像陈景润那样在字母的世界中遨游，可以说是飞翔,从山脚飞向山顶，从江南飞向那更远的地方。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道士塔。青砖黄泥，这再普通不过；细细探探，才知道它大有玄机，可是这也是一种耻辱。道士塔只是个普通的佛教地方，可当那王道士开掘了一门永久性学问的洞穴后，这儿再也不普通。王道士也成了达官贵人宠的“妃”，王道士的古文物，不，是正用在阿谀逢迎的官场的中国的古文物，它们的清白也渐渐被抹黑，更糟的是：外国友人的不客气，王道士的傻笑，中国古文物就此一车一车地安全运出国境，王道士与外国友人的寒暄，唉！伤心欲绝！经历如此难堪的旅途，思的多了，得的也多了。
再乘船去那个三峡吧，离开道士塔，去找李白和刘备罢了。也许三峡之流正是为了这两股主流而日夜不息地争流着。放眼现在，三峡大坝工程的逐步完工，中国人逐渐满足了自己对能源的需求，这无不是三峡的功劳。无论怎样，三峡蕴藏着无限的能源和智慧。
苦旅，也不算太苦，只是思想上受点儿跌宕而已。对文化的追思和探索是无休止的，那是因为人生也是个无休止的边界。就正如智者说“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钱，就在乎你花了多少钱"。同样不在乎你有多聪明的头脑，就在乎了有多少有内涵的思想，好的思想多了，人就富了。
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大悲，最后都是要闭上眼睛，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罢了。
作者把西湖看作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把西湖当作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体。在作者的叙述中，西湖是抽象的虚幻的，盛大然而缥缈。作者借西湖这个陈旧的梦境带来的疏离感，阐述了群体性文化人格日趋黯淡。但是作者又高度赞扬了苏轼，同时也批评了消极隐退于西湖的中国旧知识分子。